第168章 刘歆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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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歆出生于这样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家族，自小就沉浸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之中。其天祖父刘交师从荀子门人浮丘伯学《诗》，尊崇儒学；曾祖父刘辟强也喜好读《诗》，即便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经学成为士人仕进重要工具的时代，他仍常与书为伴，不愿出仕，直至八十岁才被拜为宗正。刘歆的父亲刘向在经学方面造诣深厚，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刘歆年少时便展现出非凡的才华。

汉成帝召见刘歆，任命其为黄门郎后，刘歆开始了自己的仕途生涯。在宦者署候命期间，他与王莽相识，两人同为黄门郎，共同的志向和兴趣让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河平三年，刘歆与父亲刘向一起受诏主持校勘皇家藏书，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注释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等，接触到了当时较为罕见的各种典籍。这些典籍为刘歆日后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如饥似渴地钻研这些皇室典藏，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和学术视野。这段经历不仅让刘歆对古代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为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和政治生涯埋下了伏笔。

二、学术成就与贡献

（一）整理古籍

刘歆与其父刘向领导的这次图书整理编目工作，意义重大。他们首先兼备众本，广搜异本，确保了整理的全面性。接着选定篇目，去除重复内容，避免了资源的浪费和混乱。再后纠理错简，校雠文字，保证了书籍的准确性和可读性。最后勘定书名，誊清新本，为古籍的传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共整理出图书卷，收藏于天禄阁、石渠阁，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图书馆。他们编制目录的工作也十分出色，每一本书校勘誊清后，集其篇目，叙其旨意，写成叙录，后又将各书叙录集合，按部类抄成《别录》。刘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工，编成《七略》。《七略》分为七卷，包括《辑略》及六个大类，38种，603家，卷。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每种每类都加小序，说明学术源流和类别含义，成为中国目录书的典范，对后世目录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开创古文经学派

刘歆在经学史上有着重大突破。他打破了今文经学对儒学的垄断，开辟了以文字和历史解经的新方法。他重新排列六艺次序，认为“六艺之文，……《易》为之原”，把《易》经提到首要地位，将《周易》置于“五经”首位。刘歆对《左传》特别喜爱，认为其价值在《公羊》《谷梁》之上。他的努力推动了古文经学的发展，引发了今古文经之争，这场争论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

（三）天文历法与数学成就

在天文历法方面，刘歆在《三统历》中首次提出岁星超辰的概念，并且给出了接近正确的交食周期。在《三统历谱》中，他厘定了度量衡单位系列和进位关系，为中国古代度量衡研究奠定了基础。在数学领域，刘歆所造的圆柱形标准量器，根据量器铭文计算，所用圆周率是3.1547，被后世称为“刘歆率”。他的这些成就展示了其在多学科领域的卓越才能和创新精神。

三、政治生涯起伏

（一）与王莽的关系

刘歆与王莽在早年同为黄门郎时，便因共同的志向和兴趣结下深厚友谊。此后，王莽掌权，对刘歆大力举荐。刘歆在王莽的扶持下，在政治上不断晋升，成为新朝的重要人物。然而，命运的转折却悄然降临。刘歆为王莽新朝制定了“五均赊贷”“六筦之令”等经济政策，但这些政令的推行多以失败告终。据记载，王莽新朝对六种经济事业进行管制，即盐、铁、酒专卖，政府铸钱，名山大泽产品收税和五均赊贷。例如，在“五均”政策中，规定以每年二、五、八、十一月的物价为基准，按照商品质量制定上、中、下三等标准价格。但在实际操作中，标准价格的制定留下了很大的官商勾结空间，根本没有达到平抑物价促进民生的初衷。

随着时间的推移，刘歆的子女先后因符命占卜之事受到牵累，被王莽所诛。这一事件让刘歆心怀怨恨，对王莽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在各种因素的促使下，刘歆开始谋划政变以诛杀王莽。然而，不幸的是，计划泄露，刘歆走投无路，只能选择自尽。

（二）在政治中的作为

刘歆在政治生涯中，曾多次展现出其卓越的才能和坚定的立场。当光勋彭宣、詹事满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提议应毁汉武帝之庙时，刘歆援引经文大义予以驳斥，得到汉哀帝的认同。这一举措显示了刘歆对历史传统和文化价值的深刻理解与尊重。

而后，刘歆请旨设置学馆，宣扬古文经书，试图推动学术的发展和传承。但这一行动遭到了今文经学派的强烈抵制，致使刘歆无法在朝中立足，只能外放补吏，先后任河内、五原、涿郡太守。尽管遭遇挫折，刘歆却没有放弃对古文经学的追求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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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掌权后，刘歆以学辅政，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为王莽的女儿杂定婚礼，使得王莽在政治上获得了更多的支持。此外，刘歆奉诏治明堂、辟雍，进封为红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元始五年，刘歆考定律历，着成《钟律书》，重新规定了度量衡的标准；作《三统历》《三统历谱》，将乐律、易数、五行等编入历书，并将经学家董仲舒历史循环论中的“三统说”引进历法。这些成就不仅展示了刘歆在学术领域的深厚造诣，也为新朝的文化建设和制度完善做出了积极贡献。

四、后世评价与影响

（一）学术成就的深远影响

刘歆在学术上的贡献影响了后世数千年。他整理的古籍为后人研究古代文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七略》作为中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成为后世目录学的典范，为书籍的整理和传承奠定了方法基础。古文经学派的开创打破了今文经学对儒学的垄断，开辟了以文字和历史解经的新方法，为后世的经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他对《左传》的推崇和研究，使得《左传》在后世的经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与《公羊传》《谷梁传》相抗衡的经典。刘歆在天文历法和数学方面的成就也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刘歆率”的提出为后世的数学研究提供了参考。

（二）政治生涯的争议

刘歆的政治生涯充满了争议。一方面，他被认为是王莽的帮凶，帮助王莽篡夺汉室江山，建立新朝。他在新朝担任重要职务，为王莽制定经济政策，参与新朝的政治改革。另一方面，他后来又参与了针对王莽的绑架事件，表现出对王莽的反抗。这种矛盾的行为使得后人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认为他是奸臣，有人认为他虽有错，但本质上不算奸臣，尤其是后来有反莽的义举。

（三）历史地位的评价

刘歆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他是一位卓越的学者，在经学、目录学、天文历法、数学等多个领域都有杰出的成就。他的学术贡献不仅推动了当时的学术发展，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政治上，他虽然卷入了王莽篡汉的事件中，但他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自己的才能，为新朝的文化建设和制度完善做出了贡献。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复杂而又重要的人物。